蕭伯納有句名言：讓你疲憊的不是連綿不斷的群山，而是你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其實，很多的時候，“滅頂之災”并沒有使我們信念的破壞力，只是我們因為自己給自己使絆兒;即便真的是沉重得讓人難以喘息，也應該想到：因為我們失去了，但不能失去更多。于是，“心理干預”開始讓我們凝眸，開始提醒我們，到了清除你鞋子里那粒沙子的時候了。

　　心理干預在國外被稱為危機干預，是指在遇到災難事故時對當事人進行的一系列心理疏導活動。災難事故是突發的，而且危害程度深，當事人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遭受打擊，短時間內會產生一種應激狀態，如果不能及時疏導，當事人往往容易產生絕望、無助、抑郁等心態，最終造成無法彌補的心理創傷。因此，對當事人進行心理干預是非常必要的。

　　受到創傷后，每個人表達悲哀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悲哀及創傷后所產生的自然反應都會慢慢地減弱。隨著悲哀反應過程和干預的進展，心理專家將幫助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與死者保持一種健康的關系。要讓他們知道，現在已離去的親人或朋友，永遠存在于我們的記憶之中。

　　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災害，都使許多人要目睹死亡及毀滅，會給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災難發生后立即進行災后心理干預，可幫助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最大限度地積極應付技能面對和經歷痛苦過程，盡快完成善后事宜，對于已經失去的，我們沒有回天之力。但面對現實，我們應該有所為。

　　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2004年11月21日上午8時21分，東航一架包頭飛往上海的小型班機升空不久即發生墜毀事故，55人遇難。

　　江婷在聽到丈夫遇難的噩耗后，精神到了崩潰的邊緣。

　　江婷與丈夫都是安徽人，平常時候，江婷在家帶著10歲的兒子，丈夫則外出做生意。每次回家丈夫都會給妻兒帶些喜歡的東西，在家鄉，人們都說他們是一對恩愛夫妻。

　　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專家龔翠萍、王晶身著便服來到江婷面前時，她什么話也不說，目光一直盯著手機上的一條短信。短信是丈夫在上飛機前給江婷發的：“我很快就要到家了，給你和兒子買了衣服，回去后我們還可以到北京去旅游。”

　　這條短信成了夫妻倆最后的一次聯系。

　　“要哭就哭出來，不要放在心里憋悶了，如果要求我們做什么你也可以說出來，我們幫你去辦，你應該認清這個現實……”龔翠萍說。

　　“哇……”15分鐘之后，江婷哭出來了。

　　龔翠萍告訴記者。江婷邊哭邊訴說著自己的無助：“家里還有老人，還有兒子，離了他我挑不起這副擔子啊。”

　　專家們勸導她：“現在要面對這個現實的不僅是你江婷一人，成千上萬的人都要面對，你不能一直是這個樣子，要知道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江婷抬起了頭，淚眼模糊。“是的，我是還有事要做，孩子還要我來撫養。”

　　做完江婷的工作，專家們告誡她的親屬：這段時間一定不要再讓她操心，要讓她覺得親人走了，自己并沒有因此而無助，同時還要讓她知道，丈夫曾經是家里的一員，但現在確實走了。

　　“目前我們對江婷所做的工作就是讓她能夠宣泄、釋放自己的情感。”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成員王晶說：“通過這樣的工作能讓她從痛苦中解脫，從而樹立生活的信心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以后出現反復的時候還要進行心理干預。現在對她進行心理干預是預防她今后老是生活在陰影之下。”

　　休克期是干預最難的階段

　　包頭市固陽縣的牛新文可以說是災難連連。空難三個月前的8月28日，他剛和妻子一起承受了失子之痛——他們26歲的兒子因車禍身亡。52歲的妻子在這次災難中喪生。

　　牛新文直到空難發生5天后才將妻子喪生的消息告訴了讀中學的女兒，女兒除了哭什么也說不出。

　　“11·21”空難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成員王晶認為，牛新文現在處于情感麻木期的階段，她說，包括空難在內的遇難者家屬的悲哀期一般被分成情感休克期、麻木期和否定期、接受期四個階段。

　　按王晶的解釋，情感休克期的人一般情緒比較激動，大哭大鬧，專家的工作就是對這類人群的情緒狀態進行干預，具體說來就是幫助他們宣泄，安慰他們，進行精神鼓勵，幫助他們回憶死者生前的美好事情，進行感情疏導。而處于情感麻木期的家屬們不哭也不鬧，情緒比較穩定。

　　王晶說，度過麻木期后，有的人還會經歷情感否定期，不愿意相信這樣的事實。否定期之后，經過時間的過濾，一般人才會接受親人遠去的事實。心理干預在任何一個時期都可以介入，越早越好。如果遇難者家屬的情緒長期處于悲痛之中，在今后生活中遇到任何一點悲傷的事情，都會將他們現在所受到的刺激放大，給生活帶去陰影。“休克期是干預工作最難做的階段。”王晶說，這時最需要對家屬們進行心理危機干預，否則家屬們會留下心靈傷痕，對今后的工作質量和生活質量都會產生影響。

　　心理輔導時 脫下白大褂

　　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家屬都愿意接受心理危機干預。11月23日，在包頭市鹿苑賓館，一位遇難者的妻子一直在痛哭：“天哪，我該怎么辦啊?他死了我也活不了了，兩個女兒我怎么能養得活啊。”

　　當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成員李麗琴來到她身邊時，她哭得更厲害：“我知道你是心理醫生，可是你們誰也幫不了我啊。”

　　李麗琴說，在這種情況下，一般的輔導沒什么用，堅決不能說教，因為她實際上是處于一種絕望的時刻。

　　“這個時候需要的是家屬們的幫助。”李麗琴告訴一起前來的家屬們，要安慰她，并與她時不時地擁抱、牽手，讓她知道雖然失去了一個親人，可生活中還有很多親人與她在一起。

　　同這位遇難者家屬一樣，一位山東籍遇難者的母親一開始也不愿接受心理干預。

　　遇難者是家里的獨子，今年26歲。母親見到醫生的時候已處于情感麻木期，不哭也不鬧。她對眾人說：“現在我什么要求也沒有，就是想到現場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我的兒子。他是不可能走的。”

　　“他是不可能走的。”專家們聽到這話時分析，“她能說這樣的話說明她是知道兒子的死亡的，只不過不愿意面對這個現實。” 專家們的心理干預這樣開始：“我們知道，你的兒子很優秀，是個特別優秀的人，但他已經離去了，這是事實，就擺在眼前……”

　　這位母親放聲大哭。

　　每看到一個處于麻木狀態的家屬放聲大哭，專家都認為干預成功了一步。

　　在災難發生時，很多家屬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小事與事故處理方有對立情緒，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也會認為“醫生和事故處理方是一伙的。”而脫下白大褂，就與家屬們更容易貼近，贏得他們的信任。

　　打撈尸體后 小戰士不敢進黑屋

　　“11·21”空難發生后，心理危機干預專家不僅干預了死難者的親屬，也對一些跟災難有關的人群進行心理干預。

　　包頭市公安消防支隊特勤大隊一中隊的武警官兵參加了11月21日的遺體打撈工作，打撈完畢回到營房后，這些官兵就吃不下飯，特別是吃不下肉食。

　　湖里的第一具尸體是戰士安樂打撈上岸的，他看到尸體上肉已經爛了，死人的臉色蒼白。

　　“在岸上，我們沒有多想，到了湖里，我們還是沒有多想，當時就想著還有什么人能夠救活。”

　　回到營房，安樂和他的戰友們不止一次地想到那個恐怖的場面。

　　19歲的吳強是參與打撈的官兵中年齡最小的，自從參與這次打撈后，他就再也不敢到黑暗的地方去，不敢進黑屋子。

　　11月26日上午，心理危機干預專家對9名官兵進行了心理干預。

　　當時，吳強和戰友們接受了專家的一個心理測試：閉上眼睛，從營房的二樓走到一樓，再走到樓梯的拐角處，在昏暗的燈光下，對著一面鏡子。

　　結果吳強在鏡子中看到了一團黑影，還有幾個戰友也是一樣，而一些心理素質好的官兵則能看清自己的影子。

　　專家對吳強等人進行了心理疏導，要他們“不敢面對的事情要學會面對”，并告訴他們鍛煉的方法，可以在光線好的時候去一趟黑屋子，光線暗的時候再去一次，天黑的時候再去，每天鍛煉，慢慢適應。

　　“跟專家們溝通后，我覺得心理豁達、輕松了許多，有些負擔也卸掉了。”吳強說。

　　實際上，早在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火災時，我國的心理干預就已經在悄悄進行。據透露，2002年大連“5·7”空難后，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呂秋云等三位教授到大連為一些遇難者家屬進行心理危機干預，收到了良好效果。人出現心理危機和情緒危機時，理智受到壓抑，不能正確評價自己行為的意義和后果，自我控制能力減弱，這時，如果缺乏一定的外界阻力及約束，極容易導致意外事件的發生。而心理危機干預就是對發生情緒心理障礙者進行心理咨詢、心理疏導、心理治療，使其盡快恢復正常的心理狀態，預防發生心理或精神障礙疾患。

　　在我國心理干預還相對滯后，因為災難后的心理危機干預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咨詢，對醫師的要求非常高，要具有一定的專業素養才能勝任。

　　根據國務院《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中的規定：“發生重大災難后，當地應進行精神衛生干預，并展開受災人群心理應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災難后受災人群中50%獲得心理救助服務。”

　　但這次空難中獲得心理救助服務的人群離50%的要求顯然有不小的差距。

　　這次到包頭的外地死難者家屬有500多人，而專家們只給150多個家屬做了心理干預。

　　這主要是由于人手有限，不能滿足需求。

　　國務院制訂了《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04年9月又制訂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積極開展重大災難后受災人群的心理干預和心理應急救援工作，評估受災人群的精神衛生需求，確定災后心理衛生干預的重點人群，提供電話咨詢、門診治療等危機干預服務。”“這為今后我國預防災后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