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的王干是一位評論家，他曾被海外報刊稱為“大陸十大青年評論家之首”，迄今他已發表100多萬字的評論作品，并有《王蒙王干對話錄》、《世界末的突圍》、《南方的文體》等著作。如今他是中國青年批評家中心的主任、中國文藝理論家協會理事，供職于江蘇省作家協會。在文學界，王干是一個大器早成的人，在他成長、成功的道路上，幾乎一帆風順，這和今天的孩子們的生活環境極其相似。在進行“杰出青年的童年與教育”研究中，曉波同志特地采訪了他，以下是兩人的對話(有刪節)： 　　曉波：童年的您樂意與人交往嗎？喜歡什么樣的玩伴？ 　　王干：我喜歡與各種各樣的人一起玩。上初中時，我開始對年齡相仿的同學不感興趣，而是喜歡找大伙伴玩。我喜歡那種綜合實力比我強的玩伴。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可以提前學到許多東西，我需要動腦筋才能玩到他們那個層次上，這使我感覺到一種與人交往中運用智慧的樂趣。 　　曉波：有人說這是一種性格早熟，智力提高的傾向。我認為這其實是一種社會功能較強的顯示，而這一方面能力的培養在我國通常不受重視，中國少年兒童社會功能薄弱是一種潛在的、極為普通的“不健康”的癥狀，在此我們不必細說。可以想見，你在學校，一定很受同學的擁戴。 　　王干：我在學生時代得了好多“三好生”獎狀，這是因為學習成績好，又一直擔任班團干部。我樂于跟同學交往，所以普遍受他們的歡迎。這帶來不少良性效應。比如，他們比較配合我做班團工作，使我能成為好干部；他們與我交流各種各樣的心思，使我懂得了許多人和許多事，獲取了許多信息，延長了自己有限的認識。這還是一個社會功能問題。說到這個問題我忍不住要發揮幾句。我一向不贊成小孩子過于內向，羞于介入社會和與人交往，這容易使墮入“小我”的認知圈子，難以自拔。在受到挫折和委屈時，這種人往往孤立無援，又采取封閉信息、獨立承受的處事方式，結果常常是不堪重負而崩潰，要么在“逢我”里繞圈子出不來。 　　我成長中最大的得益是我采取了外向型的為人處事態度。當然，我認為社會給予一個客觀的、開放型的成長空間是前提條件，因為成長者不可能一定具備尋找這種空間能力。我們那一代人，大多有兄妹，比如我，有姐姐妹妹三個，我在家里需要和她們相處，需要跟她們“斗智斗勇”；在學校，當時還處在“文革”期間，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很多，當然組織這些活動有政治上消極的色彩，但客觀上參與大量活動使我們接觸很多人，去很多課堂外的地方，甚至深入社會。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一種開放的空間里。而今天的兒童則不然，他們是獨生子，在家庭中，他們找不到可溝通的同輩人；在學校里，沉重單調的功課把他們固定于咫尺課桌前。另一方面，畸形的愛與呵護，使他們沒有與社會獨立接觸的機會，沒有與家長親戚和老師以外的成人打交道的機會。許多家長連上學、放學都接送護駕子女，許多教師連春游都不敢組織。今天的孩子接受這般封閉的教育，一旦出校門，何以面對紛紜復雜的大社會？這是我的“杞人憂天”。 　　曉波：從您的談話中不難看到您的順利成長得益于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您吸收了四面來風，捕捉到八方信息，因而您健壯地成長著。比較今天與昨天的教育，我們要“揚棄”，要改革，要開放。 　　王干：這種“開放”當然是多涵義的。比如，讓少年兒童掙脫封閉的家庭與學校，參與社會公眾事務；比如，敢于將中國教育與外國教育相比較，相交流，揚長避短，借取先進。我讀過一篇《夏令營中的較量》，我認為這篇文章是“開放”的先鋒，我們要敢于正視自身，也敢于拿來。現在，我就讓我的女兒提早獨立地去學自行車，去上學，去與大小伙伴交往，甚至去買買菜。看似吃了點小苦，實則是讓她長了幾片羽毛。現在，我女兒似乎比她同齡伙伴能干，成熟得多，但愿這不是假象。 　　上面的大段文字僅是訪談的一部分，但從王干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今天的成功主要歸結于“開放的空間”。什么才是開放的空間？與人打交道、談話、溝通、談判、為大家服務、做學生干部管理班級事務，這在王干的眼里都是開放的空間。也就是說，凡是走出封閉的小圈子，在社會的大環境里活動，都是一種性格上的和行為上的的開放。這種開放對于人的成熟是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的。 　　作為家長，可以讓孩子學會多與朋友交往，在交往中學會表達和商量，這是教會孩子學會做事的重要環節。一個人要想開放自己，首先需學會交往。在全國獨生子女人格調查中，我們發現，超過20%的孩子對“感到孤獨”、“朋友比期待的少”、“沒有什么知心朋友”有較肯定的回答；約有10%的獨生子女表示“沒有人和我一起玩”。孩子在家里的交往大多是發生在與長輩之間。長輩多謙讓著孩子，順著孩子的心愿，這種交往是一種不平等的交往，不能使孩子得到真正的鍛煉。所以，家長最好能給孩子提供與同齡人交往的機會，讓他們在交往中學習行為規則和做事方法，學會與他人合作，獲得開放的人生。 　　三人同心，其利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