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郁癥患者眼中，整個世界就像是蒙上了一層黑紗，灰暗而壓抑。

　　一個幽靈，抑郁癥的幽靈，在我們的身邊游蕩。

　　很少有人習慣于將這種心理疾患與自己的生活聯系在一起。2005年，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曝患上抑郁癥，使得“抑郁”話題一度升溫，然而，在多數人眼中，抑郁癥，除了作為街談巷議的話題之外，依然只是一個與己無關的名詞，它的存在，仿佛只在遙遠的他處。

　　真實的情形要比人們的印象嚴峻得多。2005年，北京市衛生局公布了由北京安定醫院牽頭完成的北京地區抑郁癥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市15歲以上人群中抑郁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6.87%，時點患病率為3.31%。這意味著，每3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正經受著抑郁癥的困擾，每1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一生中曾經面對這種疾患。全國的患病率，專家估計在5%—10%之間。抑郁癥在女性中的患病率為男性的兩倍。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的抑郁癥患者大約為3.4億，預計到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繼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負擔源。

　　抑郁癥，離我們并不遙遠。

　　病人劉海嘯

　　劉海嘯的思維開始失控，他曾一度想到了死。他走上了教學樓的頂層，一只腳踏在了邊緣上。但幸而退了回來。“整個心似乎被什么東西捆綁著，接近窒息。”

　　2008年10月10日，24歲的劉海嘯(化名)走進北京市回龍觀醫院抑郁病房。

　　這一天，是第十七個“世界精神衛生日”，作為一名志愿者，劉海嘯的任務是通過講演和聊天，幫助抑郁癥病人樹立康復的信心。

　　這是劉海嘯第二次走進回龍觀醫院。上一次是在兩年前，他被診斷患上了中度抑郁癥，在這里住院治療。

　　“我覺得我可以通過我的經歷來幫助其他人。”劉海嘯說。如今的他，盡管尚需服藥，但已經可以向記者平靜地訴說那段痛苦不堪的經歷，“再也不想回到那段日子中去了，太壓抑，太可怕了。”

　　噩夢，從8年前開始。

　　劉海嘯的家，在湖北一個偏遠貧困山村。16歲那年，成績優異的他以全鄉第一的成績考上了縣一中。

　　或許是高中學業壓力的驟增，或許是從山村到縣城環境的巨變，高一下學期，劉海嘯發現以往倒頭就睡的自己開始失眠，并且越來越嚴重，以至于在此后3個多月時間內，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明知應該睡覺，躺在床上卻就是睡不著，越急越睡不著。”

　　劉海嘯開始偷偷服用安眠藥，但服藥兩個多月后，藥物的副作用使他不得不停止。失眠癥狀再度加劇。“整個高中時期，我有2/3的日子在失眠。”同時，劉海嘯的情緒和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開朗的我，從那時起變得越來越孤僻、悲觀。整天獨來獨往，情緒越來越差，成績一落千丈。”

　　學校規定“不準男生留長發”，一頭短發的劉海嘯卻總疑心這個規定針對自己，擔心挨批。

　　一上課，他就會在心里拼命地對自己說：“要專心，要專心。”但越是如此，越無法集中注意力。

　　到了高三，劉海嘯“腦子里已經沒有思維，整天恍恍惚惚”。模擬考試，劉海嘯面對試卷，人呆坐在那里，一兩個小時就這樣過去。

　　事實上，這些異常都是抑郁癥的典型表現，然而那時，老師、同學以及劉海嘯自己，沒有人認為這是病，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抑郁癥。

　　第一次高考以失敗告終，劉海嘯不得不選擇復讀。說來神奇，復讀的一年，所有癥狀都消失了。不再失眠，不再低落，成績迅速回升的劉海嘯，2003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學。

　　劉海嘯一度以為，那段灰暗的日子已經遠離了自己，然而，從大二開始，噩夢再度來襲。失眠的癥狀再次出現，心態悲觀偏激，行為古怪。

　　那段日子，只要不睡覺，劉海嘯心緒便永遠在悲觀和絕望中徘徊。“走過天橋，看到一個乞丐，我就會想，明年我會不會和他一樣在寒風中發抖?”

　　劉海嘯的思維開始失控，“沒有一天開心過，沒有一天不在壓抑中度過。每天早上醒來，無論多藍的天，在我看起來都是灰蒙蒙的。整個心似乎被什么東西捆綁著，接近窒息。”

　　最絕望的時候，他走上了教學樓的頂層，一只腳踏在了邊緣上。但幸而退了回來。

　　痛苦的劉海嘯走進了校心理輔導室。在心理醫生介紹下，2006年5月，他住進了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回龍觀醫院。

　　在住院的兩個多月間，劉海嘯前后痛哭了三次。哭得驚天動地。“哭是釋放，也是病情好轉的表現。那時我每哭一次，就好像把這么多年來積攢的壓抑扔掉一層。”

　　終于有一天傍晚，劉海嘯靠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的夕陽，“忽然覺得夕陽那么的美，很多年沒有看過那樣的太陽了。”

　　一個月后，劉海嘯走出了醫院的大門。

　　抑郁癥可怕嗎

　　抑郁癥的危害在于“高發病、高復發、高致殘”。六成以上的抑郁癥患者有過自殺愿望或行為，15%的抑郁病人最終以自殺死亡。

　　劉海嘯是幸運的。據統計，在現有的抑郁癥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關的藥物治療。

　　安定醫院副院長鄭毅認為，這種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人們對抑郁癥的認識不足有關。“抑郁癥跟其它疾病一樣，有其發生發展的規律，只要治療及時科學，是有很好的預防和治療前景的。”

　　在由世界衛生組織編寫的健康與疾病診斷分類標準ICD—10中，抑郁癥被歸為“心境(情感)障礙”之列，ICD—10編碼F32。

　　然而，抑郁癥至今被很多人與“想不開”聯系在一起，被作為單純的“思想問題”、“亞健康”而非作為一種疾病來對待。

　　現代醫學已經證明，抑郁癥發病是遺傳、體質因素、神經發育和社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家族病史;嬰幼兒期不良撫養方式影響神經發育;突發災難和長期壓力，都可能成為抑郁癥的促發原因。

　　醫學界普遍認為，抑郁癥的發生與大腦中一種名為5—羥色胺的物質水平降低有關。這是一種與情緒傳達相關的物質，如果水平降低可導致情緒低落，作為反面，較高水平的5—羥色胺被證實與另一種心理疾病——躁狂癥有關。

　　“高發病、高復發、高致殘”，這是精神衛生專家對于抑郁病危害的概括。

　　副院長楊甫德教授介紹說，抑郁癥病人會陷入一種“負性認知模式”，極易產生自責自罪的心理。總認為自己每天都在犯錯，什么都干不了，總給別人增添麻煩。嚴重時還會認為自己活著是他人的災難。“比方說有個病人，認為社會上每天發生的車禍都是他造成的。這是一種典型的自罪妄想。”

　　這樣的心態發展到一定程度，“心情的煩擾會超出對死亡的恐懼。”自殺是抑郁癥最嚴重的后果。六成以上的抑郁癥患者有過自殺愿望或行為，15%的抑郁癥病人最終以自殺死亡。

　　復發率高，是抑郁癥的又一危險之處。據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教授、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會主任委員周東豐介紹，抑郁癥首次發作的自然病程大約為半年至兩年，不經治療即使緩解，復發的危險性也高達50%，兩次發作病人的復發率達70%，3次發作病人的復發率達90%。

　　長期追蹤研究發現，抑郁癥長久不愈，將對患者中樞神經系統產生不可逆的損害，病人認知功能出現明顯缺損，治療更加困難，也就是造成了所謂的殘疾。“在世界前十種致殘或使人失去勞動能力的主要疾病中，五種是精神疾病，其中抑郁癥名列第一。”周東豐說。

　　因此，精神醫學界普遍強調抑郁癥需要及時、足量、足療程服藥治療。“一般第一次患病癥狀消失后建議繼續服藥3—6個月，第二次復發建議服藥3—5年，如果復發3次以上就建議終身用藥。”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秘書長田成華對記者說。

　　然而，現實中，很多抑郁癥病人并未選擇堅持長期服藥，據楊甫德分析，主要原因無外乎有二：其一，對于抗抑郁藥物有所抵觸，怕吃了上癮、副作用大或“變傻”。對此，楊甫德解釋說，如今使用的藥物尤其是一些進口藥物，副作用相較以前已經大大減小，患者可以放心長期服用，不會成癮，更不會“變傻”。

　　經濟亦是不可忽視的原因。目前，一個普通抑郁癥病人每個月的服藥費用約為每月300—500元。盡管絕大多數抗抑郁藥物已被納入醫保目錄，但對于貧困家庭尤其是農村地區人群而言，這依然是一筆不菲的支出。因此，一些病人在病情穩定之后，不得已選擇了停藥，這其中，就包括劉海嘯。

　　征服抑郁長路漫漫

　　檢出率低，就診比率小，依然是我國抑郁癥防治工作中的現實困境。專業精神醫生隊伍數量少，素質低。同時，精神衛生防治網絡建設尚十分薄弱，東西部差距較大。

　　11月19日，上午10點，安定醫院一樓門診大廳內，擠滿了前來就診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掛號窗口顯示，當日的抑郁中心副主任王剛和另一位專家門診掛號已滿。

　　據院方工作人員介紹，抑郁癥掛號很難，一般早上7點開始掛號，2個小時之內就掛滿，最快的時候一個小時就掛滿。原則上每個醫生半天接診量是20人，但常常會加號。

　　“差不多20年前，我剛開始從事精神科專業時，門診和住院患者中抑郁癥病比例都很少，現在明顯多了，可以占到百分之三四十，這跟社會上的宣傳有很大關系。自覺自愿就診比例比以前多很多。”田成華說。

　　然而，總體看來，檢出率低，就診比率小，依然是我國抑郁癥防治工作中的現實困境。

　　多數情況下，抑郁癥狀并未引起患者、家屬重視。即使明知患病，對于精神病癥的傳統歧視也使得多數病人對于精神專科醫院退避三舍。周東豐教授提供的數據顯示，90.1%的抑郁癥病人首診是在非精神科進行的。社會的不接受，使許多抑郁癥病人產生“病恥感”，鮮有人愿意向他人公開自己的抑郁癥病人身份。一些病人本來可以公費治療，但是卻寧愿自己掏腰包偷偷治療。

　　另一個客觀現實是，我國專業精神醫生隊伍數量少，素質低，漏診誤診情況較多。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鄭毅介紹說，2007年資料顯示，全國注冊精神科醫師16383人，平均每10萬人擁有1.26個精神科醫生，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70%。大多數地區精神科醫師沒有經過正規專業培訓。

　　周東豐介紹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研，15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綜合內科醫生對抑郁癥的識別率為55.6%，而在我國上海，抑郁癥的識別率僅為21%。

　　待遇與投入不足，是精神科醫生隊伍面臨的困境之一。衛生部9月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告顯示，在我國，精神病專科醫院整體經濟收入僅為綜合性醫院的1/15至1/10，自我補償能力有限。

　　業內人士介紹，在國外，精神科醫生是收入較高的醫生類別之一，國內卻相反，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精神科醫生的積極性。

　　鄭毅說，社會上常有誤解和歧視，認為精神科很簡單。“事實上，精神科醫生的要求非常之高，在國外需在普通醫生的基礎上再接受兩三年以上的專業學習和培訓，不僅需要具備各種診斷技術，還要具備識別人的思維、意識和情緒以及心理活動中各種問題的能力。”

　　目前，我國精神衛生防治網絡建設尚十分薄弱，且東西部差距較大。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除西藏整體空白外，青海、甘肅和貴州，精神科床位密度都在0.5張/萬人以下。

　　今年2月，衛生部等部門發布的《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發展指導綱要(2008—2015)》中提出，我國將努力在七年之內，在全國所有的縣(市、區)建立精神衛生防治服務網絡。并“完善精神衛生專業機構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工作銜接機制”。

　　作為亞洲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及相關學科協會主席，鄭毅認為“對抑郁癥的預防應當從兒童做起。” 在美國，精神科醫生中有1/4的人在從事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我國，專門從事兒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我國兒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如何，目前連一個準確調查數據都沒有。全國兒童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對于民族和社會的未來發展都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急事。”

　　抑郁癥

　　《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定義的診斷標準為：以心境低落為主，與處境不相稱，可以從悶悶不樂到悲痛欲絕，甚至發生木僵。嚴重者可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三大主要癥狀：情緒低落、思維遲緩和運動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