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讀書能實現(xiàn)黃金美女的夢想，從這個角度分析，實用主義在中國一直都是很發(fā)達的。

　　在柏拉圖5時代，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就開始仰望天空，從事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的研究和推廣，試圖探索那些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東西，他們不但奠定了西方科學的基礎，還為西方社會的發(fā)展開辟了一條越走越寬的道路。而我們這邊卻發(fā)明了科舉制度6，號召讀書人們死記硬背。由于這種死記硬背是寒門人士通向另一種生活的唯一路徑，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就加入到死記硬背的行列中來，至于死記硬背有沒有什么意義，估計沒有人去質(zhì)疑。

　　柏拉圖們的努力，培育了西方人無止境地追問真相的習慣（科學精神），而中國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除開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書呆子和蛀蟲以外，什么也沒有培養(yǎng)出來。人家那邊在晝夜思考怎樣才能找到宇宙的真相，我們這邊卻在搖頭晃腦之乎者也踱方步，大量寶貴的時光就在抑揚頓挫、字正腔圓的死記硬背中被耗費掉，大量具有天賦的人才就被這該死的科舉給貽害了。

　　柏拉圖的教學體系是金字塔形，為了發(fā)展理性，他設立了全面而豐富的課程體系，他以學生的心理特點為依據(jù)，劃分了幾個年齡階段，并分別授以不同的教學科目，0一3歲的幼兒在育兒所里受到照顧，3一6歲的兒童在游樂場內(nèi)進行故事、游戲、唱歌等活動，6歲以后，兒童進入初等學校接受初級課程。

　　在教學內(nèi)容上，柏拉圖接受了雅典以體操鍛煉身體、以音樂陶冶心靈的和諧發(fā)展的教育思想，為兒童安排了簡單的讀、寫、算、唱歌，同時還十分重視體操等體育訓練項目。17一20歲的青年升入國立的“埃弗比”接受軍事教育，并結(jié)合軍事需要學習文化科目，主要有算術、幾何、天文、音樂。20一30歲，經(jīng)過嚴格挑選，進行10年科學教育，著重發(fā)展青年的思維能力，繼續(xù)學習“四科”，懂得自然科學間的聯(lián)系。30歲以后，經(jīng)過進一步挑選，學習5年，主要研究哲學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圖相對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學體系。

　　根據(jù)其教學目的，柏拉圖吸收和發(fā)展了智者的“三藝”及斯巴達的軍事體育課程，也總結(jié)了雅典的教學實踐經(jīng)驗，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其后便成了古希臘課程體系的主干和導源，支配了歐洲的中等與高等教育達千年之久。

　　柏拉圖認為，每門學科均有其獨特的功能，凡有所學，皆會促成性格的發(fā)展。在17歲之前，廣泛而全面的學科內(nèi)容是為了培養(yǎng)公民的一般素養(yǎng)，文法和修辭是研究哲學的基礎，算術是為了鍛煉人的分析與思考能力，學習幾何、天文，對于航海、行軍作戰(zhàn)、觀測氣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學習音樂則是為了培養(yǎng)軍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時，他還很重視選擇和凈化各種教材，如語言、故事、神話、史詩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進兒童心智的發(fā)展。

　　就教學方法而言，柏拉圖師承蘇格拉底的問答法，把回憶已有知識的過程視為一種教學和啟發(fā)的過程。他反對用強制性手段灌輸知識，提倡通過問答形式提出問題，揭露矛盾，然后進行分析、歸納、綜合、判斷，最后得出結(jié)論。 　　

　　理性的訓練是柏拉圖教學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學過程中，柏拉圖始終是以發(fā)展學生的思維能力為最終目標的。在《理想國》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和“沉思 ”這兩個詞，認為關于理性的知識唯有憑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會貫通，達到舉一反三。感覺的作用只限于現(xiàn)象的理解，并不能成為獲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心思凝聚，學思結(jié)合，從一個理念到達另一個理念，并最終歸結(jié)為理念。教師要善于點悟、啟發(fā)、誘導學生進入這種境界，使他們在苦思冥想后頓開茅塞。

　　柏拉圖推崇的教育是為了發(fā)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和行為能力、提高學生的道德水準，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又是為了什么目的呢？

　　據(j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統(tǒng)一全國后，隋文帝為了適應封建經(jīng)濟和政治關系的發(fā)展變化，為了擴大封建統(tǒng)治階級參與政權的要求，加強中央集權，于是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從一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官，這是加入利益集團的有效途徑，這也為中國古代教育和學習的目的定了基調(diào)。由于教育的目的并非為了追求真理，而是為統(tǒng)治階級的隊伍補充力量，所以隋代的科舉考試內(nèi)容就是考時務策，也就是相當于政治論文。

　　推翻隋朝的統(tǒng)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制度，并作了進一步的完善，考試內(nèi)容就是詩賦經(jīng)文。

　　唐玄宗時，詩賦成為進士科主要的考試內(nèi)容。宋代科舉，雖然在考試內(nèi)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革，但依然擺脫不了經(jīng)文的老路，沒有什么新的花招。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到了明代，鄉(xiāng)試、會試頭場考八股文，能否考中，主要取決于八股文的優(yōu)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經(jīng)義演變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極大，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是維護封建專制治的工具，同時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

　　清代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測試的內(nèi)容是經(jīng)義，《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里選擇一定的題目來進行寫作。題目和寫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個段落，每個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來又叫八股。八股文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它關系到一個人能不能升官。所以當時的人們都一門心思地撲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開科舉考試的大門。

　　西方教育的結(jié)果是發(fā)展了學生的思維能力，中國古代教育的結(jié)果卻是禁錮了讀書人的思維，變成死記硬背的書呆子；西方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中國古代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過上好日子，這個差異也太懸殊了。 　　

　　明萬歷年間，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中國開始與西方思想發(fā)生接觸。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fā)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已經(jīng)非常緩慢，大大落后于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入大量科學技術。

　　19世紀中葉，西方人再度進入中國，并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由于鴉片戰(zhàn)爭及英法聯(lián)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洋務運動，也促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tài)度來面對西學，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shù)龋丛噲D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

　　甲午戰(zhàn)爭以后，由于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xiàn)了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

　　西方文化的涌入，使中國的讀書人們看到了巨大的差距，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并沒有太多的人看到這種差距，就算看到了，也不會覺得這跟他們有什么直接的關系。由于知識和資源的長期壟斷，使得占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百姓生活在貧窮之中，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獲取最基本的生存資料，而不是思想和學術這種相當高雅的東西。所以，西學東漸之后，對于思想解放的折騰，也僅限于社會精英階層，基本上跟普通百姓沒有關系。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讀書改變個人命運”的路徑重新開通。絕大多數(shù)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缺乏改變命運的其他資源和路徑，要想盡快改變糟糕的個人命運，讀書是唯一的捷徑。在老百姓心目中，讀書本身不重要，讀什么書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讀書可以考上大學，可以過上好的日子，如此而已。所以，當應試教育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教育的主流以后，除開極少數(shù)的精英人士大叫“不妥”以外，人們并沒有表示明確的反感或反對。

　　在大量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看來，反對應試教育有什么實際意義嗎？應試教育與素質(zhì)教育真的有什么本質(zhì)的不同嗎？沒有。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能夠讓他們跨進大學校門，實現(xiàn)“黃金屋，顏如玉”的夢想，這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只有通過接受素質(zhì)教育才能跨進大學校門，應試教育自然就會壽終正寢。問題就在這里--應試教育或素質(zhì)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路徑。在學生們的眼中，應試教育或素質(zhì)教育只是形式，是進入大學校門的入場券，這張入場券是金屬的還是塑料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具備讓一個人入場的功能。

　　我曾經(jīng)問過很多中學生，每天死記硬背不煩嗎？他們回答：“很煩，但還是要竭盡全力去背那些枯燥的東西，沒有辦法，不背就考不上大學，考不上大學這輩子就沒戲了。”

　　學生讀書的出發(fā)點以及考試的形式，與古代的科舉有什么區(qū)別？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考試中作弊，作弊的手段越來越高明，而且沒有多少學生認為作弊是可恥的行為，這說明這樣的考試在學生們的心目中并沒有什么高尚可言，反正就是人生路上的一塊跳板而已，作作弊也沒什么了不起。

　　正是因為對路徑的依賴，2009年，各地都傳來大量高中畢業(yè)生放棄高考的消息，雖然有關部門一再聲明，這些學生放棄高考并非是就業(yè)難造成的，但大家都明白，恰恰就是因為就業(yè)難讓很多貧困家庭的子弟斷絕了改變個人命運的路徑，此路不通，他們才放棄高考。讀書已經(jīng)不能通向“黃金屋”，誰還愿意讀書？

　　讀書并非為了發(fā)展個人思維能力，并非為了擔當公民責任，而是為了找個飯碗告別不堪的貧困生活。

　　用路徑依賴來解釋中國教育出現(xiàn)的各種怪象，真是太恰當不過。有人讀書是為了發(fā)展個人思維、擔當公民責任嗎？有，我可以列舉出一大串讓人敬仰的名字出來。但更多的人卻不是沖這個來的，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個人功利，他們或許沒有認真想過自己的責任，也沒想過自己還有公民責任。

　　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錯，就像一些有識之士所說的一樣，僅僅用道德來譴責這些怪象是沒有意義、也是不公平的。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卻沒有其他可行的路徑，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這就是路徑依賴--即使一萬個不情愿，你還得這樣去做，別無他途，除非你甘愿過苦日子。你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必須踏上這條路。

　　“讀書改變命運”必然成為多數(shù)學生的唯一選擇，他們需要解決的不是國家的問題，不是人類的問題，不是公民責任，而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在他們面臨挨餓的威脅的時候，空談大學精神是沒有意義的。

　　現(xiàn)在，重建大學精神的呼聲此起彼伏，但不是重建大學精神不重要，而是這幾乎就是一個美麗的夢想。在大部分的資源被少數(shù)人壟斷的情況下，“讀書改變命運” 必然成為多數(shù)學生的唯一選擇，他們需要解決的不是國家的問題，不是人類的問題，不是公民責任，而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在他們面臨挨餓的威脅的時候，空談大學精神是沒有意義的。 　　

　　讀書，找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這是絕大多數(shù)學生的希望，也是在他們身后默默地支持他們的父母們的希望。正因為我太了解他們的內(nèi)心，所以我才在本書前面幾個部分里，反復強調(diào)要教會他們一技之長，作為安身立命的本領。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把大學教育的作用降低到這個層次（就是姚國華先生和錢理群先生所痛斥的“現(xiàn)在的大學就是打工仔培訓機構”），實在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可奈何之舉。

　　事實上，不少大學連“打工仔培訓機構”的職責都沒盡到，很多大學畢業(yè)生被排斥在企業(yè)和機關單位的大門外，因為他們“還不如沒上過大學的普通勞動者”。我在前面幾部分里，已經(jīng)對此有過粗淺的闡述。如果大學連教會學生一技之長都做不到，就更不要奢望“大學精神”了。

　　讓大學生們學會一技之長，至少能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至少在他們獲取報酬的同時，還能為這個國家做點實際的事情，這比培養(yǎng)出一批只會說假話空話大話卻什么也干不了的蛀蟲，于己于社會都要好很多。

　　一所大學能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它就能樹立起負責任的姿態(tài)。教育是師生間合作的勞動，唯有負責任，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合作。而這種負責任的姿態(tài)，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讓他在不知不覺中訓練出負責任的心態(tài)來。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拾回學生對大學的信任。現(xiàn)在這個社會，還有什么比信任更稀缺的呢？一旦學生開始信任大學，這種信任就會在他的心中放大，他的信任就會向外發(fā)散。也許，在不知不覺中他會拾回對他人、對社會的信任。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幫助學生拾回安全感。他有了一技之長，就相信自己走出大學校門后能夠很快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就不會擔心流落街頭，就不會擔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失去做人的尊嚴，就不會擔心對含辛茹苦養(yǎng)育他二十多年的父母無法交代，就不會擔心找不到遮風擋雨的那片屋檐……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幫助學生重拾自信。我在前文里已經(jīng)闡述過，現(xiàn)在的學生普遍缺乏自信，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將來干什么、能干什么，極度的不安全感，導致了他們對自己越來越不自信。他們有了一技之長，就會比較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未來，自信就會重新回到他們的內(nèi)心。

　　在認真學習一技之長的過程中，他們還能學會動手的好習慣，還能學會與他人在工作中如何合作，還能學會尊重他人的勞動，還能學會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意圖。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會學到掌握勞動技能的方法，這種方法，他們將終生受用，這將大大提高他們在社會上的綜合適應能力。

　　只要拾回負責任、信任、自信等美好的東西，他們就會悄然發(fā)生變化，就會澄清混亂的價值觀念，就會逐漸明白什么可以為什么不可以為，也許，他們就會伸手摘取那高尚的品格。

　　這是夢想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在我看來，在大部分人讀書的目的發(fā)生偏差的情況下，與其強行灌輸空泛的“大學精神”，還不如順應他們的需要，教會他們勞動的技能，讓他們首先好好做一個人，一個自信的、負責任的人。 　　

　　我又一次想起了貝布爾的話：讓個人的行為和內(nèi)心統(tǒng)一，是整飭社會混亂的唯一出路。如果大學生們都學會了好好做人，做自信的、負責任的人，整飭混亂也許就有了希望。因此我覺得，當務之急是要幫助學生們找回信任、自信。只有這時，談論大學精神才有了基礎。

　　在一個遍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地方，宣揚重建大學精神，只會招來大量的投機分子借這個響亮的招牌謀取私利。

　　只有在人格健全的地方，才有實現(xiàn)高尚理想的可能。

　　我這樣說，并非徹底否定精英教育。相反，我真心希望中國能夠有幾所大學專門培養(yǎng)精英人才，就像哈佛、耶魯和劍橋一樣，一個民族的崛起，是需要一大批精英人才的，沒有精英人才的民族，是無法崛起的。

　　但我更希望更多的人接受負責任的職業(yè)教育，一個只有精英人物而沒有大量高素質(zhì)勞動者的民族，也是無法崛起的。這就是建筑設計師與建筑工程師合作的道理，光有高明的設計師，而沒有實施工程的工程師，再好的設計也是廢紙。

　　精英人物與普通勞動者并無高下尊卑之分，他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一些人的語境中，“打工仔”是有歧視意味的，我對這種意味感到惡心。沒有打工仔，那些具體的工作誰去完成？有人說過一句話，只有卑賤的人，沒有卑賤的工作，我深以為然。

　　我在與日本教育界高官中込三郎的交談中，他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日本已經(jīng)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日本的發(fā)展需要一批精英人物，但更多的是需要高素質(zhì)的勞動者，我們要大力發(fā)展高職教育，培養(yǎng)足夠多的技能型人才。”連日本這樣發(fā)達的國家都已經(jīng)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我們這種發(fā)展中的需要大量高素質(zhì)勞動者的國家，為何要讓所有的學校都變成精英人才的教育場所呢？

　　最近幾年，輿論過度地關注了財富神話、財富人物以及大老板們奢華的生活方式，這無疑是在暗示“精英人物才是值得尊重的”這樣的價值觀念。這樣的暗示，讓無數(shù)的大學生產(chǎn)生了好高騖遠的夢想，希望能一畢業(yè)就做老板，迅速暴富，就能擁有香車美女豪宅，在這樣的誤導之下，學生們還會安心做普通勞動者、安心學習勞動技能嗎？

　　我在前文里說過，發(fā)展中的中國，各行各業(yè)都急需大量高素質(zhì)的技能型人才，而現(xiàn)實卻是大量的行業(yè)有太多指手畫腳的指揮者，卻相當缺乏真正能干的做事的人，這給擁有一技之長的大學生們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給高職教育提供了存在的巨大空間。培養(yǎng)出大量高素質(zhì)的技能型人才，必將為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國需要精英，中國更需要技能型人才，引領潮流是擔當，做一顆合格的螺絲釘也是擔當。在我的理解中，大學精神既是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是負責任的意愿和姿態(tài)。沒有負責任的心態(tài)和姿態(tài)，大學精神就是一個空泛的概念。 　　

　　回歸教育的本來目的，重塑大學生的公民責任感和價值觀，或許才是當務之急。

　　說到這里，我并沒有樂觀起來。培養(yǎng)技能型人才，民辦大學無疑是最合適的角色，因為民辦大學沒有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沒有人浮于事的惡劣狀況，爾虞我詐的情況也比較少，而民辦大學生存的法寶就是辦好大學，教好學生。不能把學生教好，不能讓學生熟練掌握一技之長，這樣的民辦大學是辦不下去的。

　　但目前，民辦大學面臨很多困境，很多時候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有無可奈何之感，這是我難以樂觀起來的原因之一。

　　難以樂觀的第二個原因，是高職教育生源和師資隊伍的困境。多年來，中小學教育都以考分為中心，培養(yǎng)出的學生除開會考試以外，其他幾乎都提不起來，沒有自信、沒有信任、缺乏誠實、沒有動手能力、沒有創(chuàng)新能力、沒有協(xié)作精神……對于這樣的學生，高職教育的職責就不是簡單教會他們一技之長了，還要一點一點地幫助他們重塑信心，修補他們被扭曲的人格……面對這些基本定型的學生，要做這些工作，何其艱難！

　　要做這些艱難的工作，還得依靠合適的教師。但現(xiàn)在的教師大部分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他們本身就面臨著自我修補的艱難工作，他們能否完成自我修補，尚是未知數(shù)。

　　雖然艱難，但還得往好的方向一點一點地挪動，畢竟，這樣才有希望。

（閆莉莉）